作者：邵詩巍律師團隊
公司被異地公安凍結賬戶是否合法？企業被跨省立案是否屬於違規執法？如果遭遇所謂「遠洋捕撈」或趨利性執法，企業和家屬到底該如何應對？這些，正是邵律師團隊在日常辦案與諮詢中反覆被問及的現實問題。
對於企業家而言，最擔憂的往往不是正常經營中的盈虧波動，而是遭遇猝不及防的刑事立案：公司被跨省報案、銀行賬戶被異地機關凍結、企業負責人被外地公安帶走協助調查，涉嫌事由含糊不清，之後卻伴隨著巨額資產查封、扣押、凍結......
在這類情況中，部分案件已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點名為需要重點整治的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2026年2月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通報再次強調對趨利性執法案件的糾正措施。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相關趨利性執法案件1.9萬餘件，對於趨利性執法的監督已初見成效，這也反映出各地已存在較多趨利性執法的案件。
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家有必要審視：什麼樣的執法行為可能涉嫌趨利性？自身企業經營的業務有可能遇到「遠洋捕撈」、「趨利性執法」嗎？如果遇到，應該如何應對？
1、什麼是趨利性執法
最高人民檢察院明確指出，趨利性執法是指以辦案為名，謀取經濟利益、違規罰沒財物等違法行為。本質上是將權力當作牟取經濟利益的生財之道，案件的罰沒與地方財政或部門利益指標高度捆綁。
近年來，國家對趨利性執法一直保持高壓整治態勢。2025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堅持嚴格公正司法規範涉企案件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提出：堅決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有效防範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問題。同時，要求法院應當嚴格審查管轄，從源頭上防止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
2026年1月19日，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召開，會議提出：要恪守權力邊界，著力解決實踐中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等問題，特別是趨利性執法和違規異地執法問題。
2、企業如何識別趨利性執法和違規異地執法
在實踐中，趨利性執法的表現形式多樣，核心特徵可總結為以下兩點。
隨意擴大管轄權：以違規異地執法實施跨省抓捕，肆意查封、凍結，甚至劃扣外地企業和個人財產。
這是指辦案機關並非基於犯罪嫌疑人居住地依法行使管轄權，而是透過配偵公司提供線索、指定管轄等方式強行連結管轄，從而主導偵查活動，掌握涉案財物的處置權。
以「同一案件因涉巨額資產被湖南、河南兩地公安先後立案扣押」為例，深圳 IT 從業人員李某，因持有巨額比特幣先後卷入兩地偵查程序。他先在湖南某地以涉嫌開設賭場罪被傳喚，警方扣押了他數位錢包裡的 103 個比特幣，在李某配合下，將比特幣變現為人民幣 4961 萬餘元，後辦案機關對其取保候審。僅隔數日後，李某又被河南某地公安機關帶走調查，指控的方向則轉為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situations involving “multiple jurisdictions simultaneously initiating cases and continuously shifting charges” are often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potential improper extraterritorial law enforcement or jurisdictional overreach;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should remain highly vigilant.
2026 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典型案例如二「某企業被異地凍結資金監督案」亦表明存在違規異地執法的情況。有異地偵查機關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為由，對異地企業一次性凍結 17 個賬戶，凍結金額合計 8000 萬餘元，後被認定為缺乏合法管轄基礎、屬於違規異地執法和過度凍結。
以刑事手段不當介入經濟糾紛：本質上是合同糾紛、投資糾紛，卻繞開民事、行政途徑，直接啟動刑事立案程序。
這是另一種較為典型的情形，將原本屬於合同履行或投資風險範疇的民商事糾紛刑事化處理，客觀上增加了部分執法機關透過刑事途徑介入經濟糾紛的可能性，從而可沒收巨額違法所得和罰金。
以「無錫梁亮組織、領導傳銷案」為例，案件最初於2021年爆發，無錫公安在網絡上尋找案源，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立案偵查，期間多次變更罪名，最終於2023年3月，公訴機關將起訴罪名變更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2023年12月，錫山區人民法院對梁亮案作出判決，因梁亮拒不認罪認罰，該院重判梁亮十年，罰款2000萬，平台用戶資產全部沒收。想了解具體案情，可查看邵律師此前的文章（➡️《淺談幣圈涉刑案件中的趨利性執法現象》）
此類由網絡行政線索切入、後續不斷調整罪名指向的案件路徑，在實踐中容易引發「以刑事手段介入經濟活動邊界」的爭議，值得相關從業者重點關注。
以 2026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發布的典型案例三「民間借貸被錯誤認定為騙取貸款案」為例，房地產開發商向銀行貸款，在雙方已就逾期問題在民事法庭達成還款協議的情況下，當地機關仍以涉嫌騙取貸款罪對貸款人立案偵查，並對項目中 280 餘套房產採取查封措施，這些資產評估價值 1.1 億元，明顯高於原貸款本金 8900 萬餘元。最終，檢察機關依法作出監督意見，認定不宜評價為犯罪，案件被撤銷。
該案也從側面反映出，在處理企業糾紛時，如對刑民界限把握不當，確實可能對企業資產和經營穩定造成明顯衝擊。
3、Web3 和 币圈 哪些業務最容易被異地執法
從邵律師的實務經驗來看，結合近年辦理的多起涉虛擬貨幣、Web3業務刑事案件情況，上述風險特徵在被立案企業中呈現出一定的共性。當一個幣圈業務同時具備以下特徵——資金高度集中、用戶分布跨區域且部分集中於欠發達地區、業務處於灰色地帶、技術資訊明顯不對稱——往往更容易進入刑事風險高發區。實踐中，辦案單位通常會結合9·4公告、9·24通知以及2026年最新的2·6通知等政策文件作為執法依據。
一旦被認定具有非法經營、賭博等特徵，很容易被某些地方機關盯上，以遠洋捕撈式方式異地立案、查封資產，高危業務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
- 第一，中心化或類中心化交易所是首當其衝的高危板塊。這類平台往往沉澱了巨量用戶資金和虛擬資產，用戶分佈全國乃至全球，一旦有任何一地機關聲稱本地有玩家，就有了搶管轄權的理由。對這類業務不夠了解的相關機關，往往容易將永續合約板塊認定為以虛擬貨幣為籌碼的對賭遊戲。
- 第二，具有明顯射幸色彩的 Web3 應用，例如鏈遊、NFT 盲盒、競猜類 DApp。在司法實踐中，只要玩法是「以小博大、結果主要由偶然決定」，就極易被視作賭博。一旦辦案機關選擇以開設賭場罪來定性，整個平台流水都可能被簡單粗暴地納入賭資。而且，這類應用的用戶全國分佈，為遠洋捕撈提供了現成的理由。
- 第三，Web3 項目方、數位錢包服務商，以及提供支付閘道、法幣兌換通道和清結算服務的技術中介方，在趨利性執法的放大鏡下，卻經常成為順帶處理的目標。對於上游平台是否實質違法，很多下游服務商並不明知，但錢包託管帳戶、錢包餘額、結算備付金都具有極高的查扣價值。
4、公司賬戶被異地凍結、老闆被帶走時的應對步驟
本文特別提醒以下主體重點關注相關風險：Web3 項目方及技術團隊、跨區域經營的企業負責人，以及已遭遇或擔心賬戶被異地凍結的企業及家屬。
對上述群體而言，真正棘手的往往不在于是否會被關注，而在於被異地機關立案、查封甚至帶走調查後，如何在現有制度框架內，把案件盡可能拉回到對自身更為有利的軌道。
在國家已將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點名為整治對象、且在 12309 中國檢察網開設專項監督專區的當下，遭遇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及家屬在不同的階段，建議採取如下相關措施，化被動為主動：
事前：在調查已經啟動時緊急止損、穩住局面。一方面要依法核實手續，例如核實辦案人員身份。另一方面要盯緊財產環節，並及時保留溝通證據，便於後續啟動監督。
事中：如果家人被公安帶走、公司賬戶被異地凍結後，家屬可以請律師把案件中出現的問題（比如違法查封、管轄不當等）整理成書面材料，通過最高檢12309網站裡的專項監督專區提交。把案件情況向上級檢察機關反映，圍繞「是否存在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的角度要求監察部門重新審查案件，爭取從源頭上推動撤案、不起訴，或者至少縮小指控範圍。
事後：當執法單位已對企業作出某項罪名的初步定性時，應將重點從止損轉向減損，因不同案件情況各有不同應對方式，建議諮詢專業律師。律師應在現有材料基礎上，圍繞罪名構成要件、主觀惡性、業務實質等核心問題，與承辦人員交涉溝通。
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公開表態可以看出，國家正在持續釋放整治「無管轄權跨省抓捕」、「違規凍結賬戶」、「逐利性執法」等執法亂象的明確信號。
然而，各地執法實踐存在差異，對普通家庭而言，一旦遭遇趨利性執法，家人被帶走、賬戶被凍結，消極配合或盲目對抗均難以化解困局。較為務實的選擇，是尋求專業律師的幫助，立足現有制度空間，針對個案識別程序違法，依法提出異議，推動案件進入監督程序，盡可能將案件拉回法治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