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Kimi K3 發布的這一周，美國科技圈都在集體惋惜，為何楊植麟這樣一位優秀的年輕人當年沒有留在美國。
這個話題在 X 上獲得了五百多萬次瀏覽。特朗普前白宮 AI 領導人 David Sacks——特朗普的直屬親信——表示自己已從 Claude 轉向 Kimi 來處理大量工作，「它有趣多了，因為它直接做事，而不是對你說教」。而硅谷老牌風投 Vinod Khosla 則將問題歸咎於移民政策，稱美國正在親手把傑出人才嚇跑。
猜測越滾越大，楊植麟的博士生導師 Salakhutdinov 一邊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秀」愛徒，一邊為楊植麟澄清沒有留在美國的原因：「如果連嘗試創業的勇氣都沒有，楊植麟說他會後悔一輩子。」
在這邊的大洋，還有另一位廣東人的名字，也為中國 AI 圈廣為人知，梁文鋒。
梁文鋒比楊植麟大七歲，生於湛江吳川，是一位從事量化交易十五年的程式設計師，幾乎從未接受過採訪，也沒有社交帳號，同事對他唯一的人格評價是「除了編程之外沒有其他愛好」。2025 年 1 月他的 DeepSeek R1 發布後，英偉達一天內蒸發近 6000 億美元市值，矽谷將此稱為「史普特尼克時刻」。當全世界都在尋找他時，他卻回到老家踢了幾天球。
兩位廣東人，一位出生於吳川，一位出生於汕頭，中間隔著一個雷州半島。他們的公司處於同一條賽道上，卻走出幾乎完全鏡像的軌跡，而每一步分岔其實都源於他們的性格本色。
一台收音機和一支樂隊
梁文鋒於1985年出生於覃巴鎮米歷嶺村，父母都是鎮上小學的教師。家裡沒有什麼玩具，他童年最重要的物品是一台飛躍牌收音機，被他反覆拆了又裝、裝了又拆，不知多少次。
這個安靜的小孩很早就顯出不一樣的地方。初中班主任記得他不是書呆子，也不見得比別人用功，但初中就自學完畢高中數學，開始翻閱大學教材，「彷彿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就能學好每一科」。
2002 年高考，他考了 806 分，湛江市狀元。領獎照片今天仍可搜到：棗紅色短袖，胸前別著大紅花，表情僵硬，一看就是被老師推上台的。那年秋天他進入浙大電子信息工程。但往後二十年，這個人身上再也沒有出現過任何值得拍照的場合。
七年後的汕頭，另一個廣東小孩長大了。楊植麟，1992 年生，清華計算機系四年成績年級第一，發表二十多篇論文。這些在清華不算最稀奇，稀奇的是他在這堆成績之外組了一支搖滾樂隊，名叫 Splay，取自一種資料結構，並自任鼓手。
他後來解釋：「當時感覺有很多東西想表達，包括來自現實的壓力和大環境的荒誕感。」他們寫過一首歌，講一個創業成功一夜暴富的白日夢，「一半出於共情，一半是提醒自己別變成太功利的人」。
多年後，這支樂隊會以一種誰也想不到的方式回到故事中：樂隊的隊友周昕宇成為了月之暗面的聯合創始人。
而月之暗面的辦公室門口擺著一架白色雅馬哈電鋼琴，鋼琴上壓著 Pink Floyd 1973 年的《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公司的名字就是從這張專輯而來。
拆收音機不需要任何人看見，打鼓是因為有東西必須表達。這兩個人往後二十年的每一個選擇，幾乎都從這裡生長出來。
成都的出租屋 和 CMU 的走廊
畢業於浙大後，梁文鋒沒有去大廠領一張技術名片。他跑到成都，躲進廉價出租屋裡嘗試各種演算法，想為傳統行業裝上 AI，結果全砸了。中國頂尖量化基金的創始團隊大多有海外對沖基金的镀金履歷，而梁文鋒是在出租屋裡自己摸索出來的。
在 2015 年，他與浙大同學共同創辦了幻方。接下來是一連串當時幾乎無人能懂的行動：2019 年斥資近 2 億自建叢集，購入 1100 塊 GPU；2021 年再追加 10 億，囤積約一萬張 A100。
做量化用不了這麼多卡，梁文鋒自己也承認，只做交易，少量卡就夠了。有早年打過交道的人回憶，看到他囤卡訓練模型的時候，只覺得這是個髮型糟糕的技術宅在燒錢。
但他所做的事，恰恰與所有人理解的相反：他不是用 AI 為金融降本增效，而是用金融為 AI 研究供血。大多數中國 AI 公司的順序是先融資、再找產品、再找現金流，但他把整個順序倒了過來：先打造出現金流機器，再用它買斷研究的自由。
楊植麟走的是另一條路，一條鋪滿了鮮花和雷的路。
清華畢業後，他前往 CMU（卡耐基梅隆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曾在谷歌和 Meta 的 AI 實驗室從事研究。2017 年，他將全部精力投入語言模型，後來他稱這是「唯一重要的問題」。博士期間，他發表了兩篇論文，一篇教會 AI 記住更長的上下文，另一篇在 20 項測試中擊敗了谷歌自身最強的模型，兩篇論文的引用總量接近兩萬次。
多年後，Kimi 因能輸入長文本而走紅，很多人以為那是 2023 年臨時找的差異化賣點，其實是他讀博時就認準的方向換了個形態。
2016 年他仍在攻讀博士期間參與創辦了循環智能，從事銷售通話分析，紅杉和金沙江都是股東。這次創業讓他早早見識了技術落地的粗糙，但也在他腳下埋下了一顆雷，八年后才被點燃。
2019 年博士畢業，導師為他聯繫了一位可向庫克匯報的蘋果高層，詢問楊植麟是否願意加入蘋果，甚至可前往蘋果中國區，但楊植麟推掉了蘋果的郵件和矽谷的 offer，決定回國。
那時，梁文鋒在杭州囤卡，楊植麟在北京等風。兩個人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也不知道這兩個名字將會代表今天的中國 AI 圈。
一個月的窗口和一條鯰魚
2022 年 11 月 30 日，ChatGPT 上線，矽谷的技術圈集體失眠。楊植麟回憶，身邊很多朋友感到焦慮、FOMO、睡不著，很多人轉身去創業。
「從 2023 年 2 月開始集中進行第一輪融資，拖到 4 月就基本沒機會了。但 2022 年 12 月或 1 月做也沒機會，那時有疫情，大家都沒反應過來。」楊植麟抓住了這一個月的時間，一天都沒休息。
In March 2023, Moonshot AI was founded by Tsinghua alumni Zhou Xinyu and Wu Yuxin. It reportedly raised $60 million in seed funding and assembled around 40 AI researchers within three months. Then came the steepest funding curve in China’s large model history: Sequoia and ZhenFund entered, Alibaba led a $1 billion investment, followed by Tencent, Meituan, and Xiaohongshu, pushing the valuation all the way to $3.3 billion. Kimi became the first large model product used frequently by many Chinese people thanks to its 200,000-character long text capability.
那段時間的楊植麟活在一種雙重狀態中。對外，他講述最宏大的敘事，將 scaling law 走不通的概率估計為接近零，把創業比作駕車駛向綿延的雪山，把第一年稱為造出了火箭原型、摸到了一點燃料配方。對內，他要盯著最瑣碎的算法：算力緊張時，一台機器今天 260，明天 340，過幾天又跌回去，買還是租，走哪個渠道，每天跟、每天改。一半科學家的篤定，一半小老闆的精明，都在這個 31 歲的年輕人身上體現出來。
但資本給予的一切早已標好了價格。為了維持增長曲線，2024 年 10 月 Kimi 單月投放 2.2 億，11 月再投 2 億，兩個月燒掉超過整個三季。那個寫歌諷刺一夜暴富的鼓手，成了全行業買量最凶的創始人。不是他變了，是 33 億美元的估值在替他做決定。
梁文鋒在杭州以一種近乎故意作對的方式進場。
2023 年，DeepSeek 從幻方獨立出來，未接受任何外部投資。團隊不超過 140 人，幾乎沒有海歸，全都是國內高校的應屆畢業生和畢業不滿幾年的年輕人。沒有 KPI，沒有等級，有想法可直接調用卡和人員。
前員工向《華盛頓郵報》回憶，梁文鋒會深入訓練策略的細節，與研究員一起閱讀論文、撰寫代碼，「完全不像個老闆，更像個極客」。他解釋為何招聘應屆生而非搶奪行業資深人才：「有經驗的人會不假思索地告訴你應該這樣做，但沒有經驗的人會反覆摸索。」
在 2024 年 5 月，DeepSeek-V2 將 API 價格壓至每百萬 token 一元，字節、阿里、百度、騰訊被迫跟進。全行業以為這是蓄謀已久的商戰，他的回應是：「我們不是有意成為一條鯰魚，只是不小心成了一條鯰魚。」
定價只是在成本之上略帶利潤，「不貼錢，也不賺取暴利」。互聯網人談價格戰時談的是份額、入口、網絡效應，他談的是成本核算。但正是這種不帶情緒的降價最致命，它將大模型 API 從高毛利敘事直接拖入了基礎設施的定價邏輯。
楊植麟和梁文鋒，兩種完全不同的商業模式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被外界拿來比較。
Floating Yang Zhilin
Yang ZhiLin 八年前埋下的那顆雷，於 2024 年 11 月爆炸了。
楊植麟上一個創業項目循環智能的五家原有股東在香港提起仲裁，指控他在尚未獲得全部股東豁免前便啟動了新公司的融資。
12 月 5 日，朱嘯虎在朋友圈開炮，火力集中於張予彤：前金沙江合夥人以免費方式獲得月之暗面初始 900 萬股中的 14%，超過了循環智能作為「母體」分得的 9.5%。朱嘯虎的解決方案近乎羞辱：道歉、退股，或公司與張予彤切割。
12 月 6 日晚上 9 點 40 分，楊植麟發出一篇 1300 字的長文。他沒有切割，反而把話說死：張予彤是聯合創始人，股份是對未來多年工作的對價，離開循環的手續已獲得每一位董事簽字。接近公司的人轉述內部態度：她和月之暗面已經是一體的，切不掉。
朱嘯虎公開表示完全不理解。在純商業的坐標系裡確實無解，切割是唯一理性選擇。但楊植麟做決定的坐標系裡還有其他考量。Salakhutdinov 後來的澄清倒是給了一個註腳：這就是那種「不試會後悔一輩子」的人，認了的事不回頭，哪怕代價已經擺在檯面上。
The real hammer will fall after forty-some days.
2025 年 1 月 20 日，R1 發布。免費、開源，推理能力直逼 OpenAI 的 o1。百餘人的杭州團隊，一週內將全球資本市場掀了個底朝天。卡內基的研究員 Matt Sheehan 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DeepSeek 不是中國事先選中的那家公司，它的爆紅連中國都感到意外。
梁文鋒則在吳川老家過年。1 月 27 日下午，他和初中同學在村裡踢了一場足球。村口擠滿了前來打卡的遊客，主角卻在球場上。
對楊植麟來說，這是一記雙重打擊。仲裁尚未了結，R1 又直接判了他過去一年路線的死刑：靠買量吸引來的用戶，在一個免費且更強大的對手面前不值一提。輿論調轉槍口，有一篇文章的標題為《楊植麟，一個 90 後理想主義者的懸浮》。懸浮，意指腳不沾地。他寫歌時擔心自己變得功利，如今全世界卻說他既功利又失敗。
在 2025 年初的月之暗面，賬上仍有資金，但話語權極少。
逆轉重力的翻盤
未來一年，對楊植麟來說是關鍵的一年。
楊植麟幾乎否定了過去一年的自己。停止投放，砍掉冗餘業務，收縮至基礎模型，轉向開源。他在極客公園的對談中表示，組織的慣性是想做越來越多的事情，「我們要對抗這股重力」。
說起來輕鬆，做起來卻意味著承認路線錯誤、裁掉自己招來的人、向差點害死自己的對手低頭。33 歲的創始人大多跨不過這道坎。楊植麟卻邁得異常乾脆，或許因為開源和長期主義本就是他的出廠設定，閉源買量只是資本為他穿上的衣服，如今只是脫掉了而已。
2025 年 7 月，萬億參數的 K2 開源。11 月，K2 Thinking 在幾個最難的 Agent 基準上將 GPT-5 壓在身下，Hugging Face 聯合創始人 Thomas Wolf 在推特上問：這是另一個 DeepSeek 時刻嗎？
發佈後的那個凌晨，楊植麟帶着周昕宇、吳育昕在 Reddit 上舉辦 AMA，連續回答了 21 個問題。他們澄清 460 萬美元的訓練成本並非官方數字，承認 GPU 數量不如美國同行，但「我們已將每張卡的性能壓榨到極致」。有人問如何看待 OpenAI 的燒錢行為，周昕宇輕鬆回應：我們也不知道，只有 Sam 知道，「我們有自己的節奏」。
自己的節奏。2024 年的月之暗面說不出這五個字，那時候它的節奏是投資人的節奏、投放 ROI 的節奏。把這五個字還給楊植麟的，恰恰是梁文鋒。R1 證明了開源加算法效率在中國走得通，等於替楊植麟向自己的董事會做了一次路演。差點被 DeepSeek 殺死的人，反過來要謝它一命。
市場的回報也很直接。2025 年最後一天，月之暗面官宣 5 億美元 C 輪，阿里、騰訊、王慧文全部追加，估值 43 億美元，賬上現金過百億。K2.5 發布後不到 20 天，收入超過 2025 年全年，個人訂閱訂單一個月環比漲了八十多倍，衝進 Stripe 全球榜前十。然後是這一週的 K3。
七年前那個說「不試會後悔一輩子」的博士生，如今讓美國科技圈開始懷疑人生，成了用來敲打白宮的例子。
隱士的帳單
但現實從不只打一邊的臉。2025 年之後，輪到梁文鋒付賬了。
他沒有生活，但他的員工有。羅福莉、王炳宣、魏浩然、阮翀，這些名字在 DeepSeek 內部是響當當的核心骨幹，2025 年起陸續離開，不少人到別處直接出任業務負責人。
民間有種說法很扎心：當與我段位相仿的同事跳出去能拿到那麼多，那我為何不可以？不設層級、沒有 KPI、不談錢的研究烏托邦，靠的是成員對問題本身的忠誠。但 R1 將每個人的市場身價抬高了十倍，忠誠第一次有了標價的對手。
資金也出了問題。幻方的管理規模從高峰縮水至 200 多億，為愛發電的電池正在漏電。於是出現了以前不可想像的一幕：那個曾說「短期沒有融資計劃」的人，開始見投資人了。
初始出價單筆起投 50 億，後來降至 15 億。但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反覆強調的不是估值，也不是股權比例，而是一個相同的條件：不得挖角 DeepSeek 的人員，不得誘導他們出去創業。一場融資，談成了不挖角協議。他可以讓出股份，但讓不出的是那間實驗室的氛圍。
兩條線走到 2026 年，出現了一個誰都沒料到的局面。
楊植麟在減少投放、精算每張 H800 的性能、按自己的節奏推進，越來越像梁文鋒。梁文鋒則在見風險投資者、操心留住人才，首次為組織這類世俗問題分心，不得不走出實驗室。
當年一個蓄水、一個搶潮，現在蓄水的人發現水庫也會漏，搶潮的人終於等來了自己的潮。
兩個廣東人改寫中國 AI 的牌桌
這是中國 AI 創業最熱鬧的時候，兩個名字被推到台前：梁文鋒和楊植麟。
他們都不太像過去十年中文互聯網所熟悉的創始人。沒有什麼金句海報，沒有什麼飯局傳說，也沒有強烈渴望把自己塑造成傳奇企業家。但他們所處的位置，卻比過去大多數企業家更接近資金、權力與時代情緒的交匯點。
梁文鋒的特別之處，在於他看起來幾乎沒有「生活」。公開報導中，他更像一個被工作吞沒的人：從量化投資，到自建算力集群，再到 DeepSeek，他的敘事幾乎沒有家庭、消費、愛好、社交，全部被模型、架構、算力、組織和原創性填滿。
楊植麟的特別之處，在於他看起來已無「退路」。月之暗面成立後，Kimi 很快成為中國最受關注的 AI 應用之一，融資、估值、用戶增長、模型迭代、商業化、老股東仲裁，全都壓在這家公司身上。它跑得越快，就越不能停下來長時間解釋。
這就是這兩個人最相似、也最不相似的地方。
梁文鋒像是從資本市場深處走出來的技術理想主義者。他先在幻方量化中證明了 AI 可以直接改變資金的流向，再將這種能力轉向大模型。DeepSeek 的故事一開始並非由融資驅動，而是依賴幻方累積下來的資金、算力和工程文化。外界後來記住的是 R1、V3、低成本訓練、開源震動美國市場，但更關鍵的是：梁文鋒很早就將問題定義為「原創與模仿」的差距，而非「中國大模型應用如何賺錢」。
這讓他顯得反商業，又極度商業。
反商業在於，他在公開採訪中反覆淡化短期變現，不願將 DeepSeek 講成一個搶用戶、搶市場份額的互聯網故事。極度商業在於，他做的每一步都直指 AI 產業最底層的成本結構：訓練效率、推理成本、模型架構、人才密度、晶片約束。一個模型如果能以更低的成本接近頭部能力，它改變的就不是一個產品榜單，而是整個行業對資本開支的想像。
這也是為什麼當 DeepSeek 爆紅時，全球市場的反應會如此劇烈。它不是又多了一個中國聊天機器人，而是提醒投資者：過去兩年美國 AI 叙事中那條最昂貴的邏輯鏈，可能沒有想像中牢固。更大的模型、更多的 GPU、更高的資本開支，並不必然等於不可追趕的護城河。
楊植麟面對的是另一種命運。
月之暗面從出生起就站在聚光燈下。創辦人履歷足夠亮眼：清華本科、卡內基梅隆博士，參與過 Transformer-XL、XLNet 等重要研究；公司成立於 2023 年，Kimi 以長上下文打出差異化，很快成為普通用戶也能感知到的 AI 產品。它不像 DeepSeek 那樣先作為一個研究組織被技術圈發現，而是更早進入大眾產品、資本市場和產業敘事。
這給了楊植麟巨大的優勢，也給了他巨大的負擔。
優勢在於，Kimi 擁有產品思維。許多人第一次認真使用國產 AI，並非因為讀懂了某份技術報告，而是因為 Kimi 能閱讀長文、整理資料、處理工作流程。AI 從實驗室走向辦公室，中間需要一個讓普通人記得住的入口，Kimi 曾經搶到過這個位置。
負擔在於，一旦產品心智建立，就必須持續滋養。用戶會等待更強大的模型，投資人會等待更高的收入，團隊會等待更大的期權價值，競爭對手會等待你犯錯。月之暗面融資越多，估值越高，楊植麟就越不可能退回安靜的研究者位置。
到 2026 年，這種壓力變得更清楚。公開報導顯示，月之暗面在 2026 年 5 月完成約 20 億美元新融資，投後估值突破 200 億美元；公司官網也把 Kimi K2 和代碼、Agent 能力放到核心位置。資本市場給它的不是掌聲，而是一張帳單：你要證明自己不只是「最會做產品的大模型公司」，還要證明你能在 DeepSeek、阿里、字節、MiniMax、智譜等夾擊中維持技術和商業雙重領先。
更麻煩的是，楊植麟身後還留有舊創業項目的陰影。2024 年，南華早報等媒體報道，月之暗面創始人楊植麟與聯合創始人張宇韜被循環智能部分前投資方於中國香港提起仲裁；楊植麟一方稱，其離開循環智能並創業已完成必要手續，而投資方則提出不同說法。此爭議的核心，不僅是某位創始人的個人糾紛，更是中國 AI 創業熱潮中一個更尖銳的問題：當新公司價值暴漲時，舊公司、舊股東、舊團隊、舊知識產權與新融資之間的邊界究竟在哪裡？
楊植麟不能只把自己描繪成天才研究者。融資規模、商業收入、產品迭代、上市預期、法律爭議，都會要求他成為一位更完整、更冷酷的 CEO。研究者可以用論文證明自己，而 CEO 則必須用組織證明自己。論文可以署名，但組織不能僅靠署名運轉。
一個人越低調，越被時代放大。一個人越想往前，越被過去追上。
中國 AI 的這一輪故事，最後未必會由最會講故事的人勝出。它更可能由那些能同時承受三件事的人勝出：技術的不確定性、資本的耐心消耗，以及創始人自身被神話又被審判的代價。
梁文鋒有沒有生活，外界其實並不知道。楊植麟有沒有退路，也還沒有最後答案。
但至少現在，他們都沒有太多空間回到普通人的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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