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潮 TechFlow
Anthropic 現在是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 AI 公司，或許沒有之一。
Its Claude large model is deployed at the Pentagon,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national laboratories, and is used by the U.S. military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target selection in military strikes against Iran.
其年化收入在不到三年內從零飆升至 140 億美元，2026 年 2 月，Anthropic 完成 300 億美元的 G 輪融資，投後估值突破 3800 億。亞馬遜、谷歌、英偉達、微軟，科技巨頭排著隊往裡塞錢。
過去幾週，它正與五角大樓就 AI 武器化問題展開一場全世界關注的博弈。
而這家公司的早期融資歷史中，有一個名字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Sam Bankman-Fried。
2022 年 4 月，ChatGPT 還不存在，AI 賽道遠沒有今天的熱度。SBF 透過他控制的對沖基金 Alameda Research，向 Anthropic 的 B 輪砸了 5 億美元，一口氣吃下整輪融資的 86%，拿走約 8%的股權。七個月後，FTX 帝國崩塌，SBF 沦為加密貨幣史上最大詐騙案的主角，被判入獄 25 年，那 5 億美元是 FTX 客戶的存款。
但如果 SBF 沒有被抓，如果那些錢來路合法，按今天 3800 億的估值，8%的股權理論上價值超過 300 億美元。5 億變 300 億，回報率超過 60 倍，放在整個風險投資史上，這個絕對利潤都足以排進前列。
一名正在聯邦監獄服刑的加密詐騙犯，差一點就完成了 AI 投資史上最瘋狂的一筆下注。
SBF 為何在 2022 年就找到了 Anthropic？他為何敢一次投入 5 億？Anthropic 又為何收下了這筆錢？
答案藏在一個叫「有效利他主義」的圈子裡。
一間合租屋，一場運動，一張支票
2010 年代中期的舊金山，有一群人住在同一類合租屋裡，參加同一類聚會，讀同一類論文，信奉同一套哲學。
這套哲學稱為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EA）。核心命題很簡單：慈善不應憑感覺，而應憑計算。每一美元都應流向數學上能「最大化善果」的方向，而在 EA 的一個重要分支看來，人類面臨的首要存在性風險不是核戰爭，也不是瘟疫，而是失控的人工智慧。
Dario Amodei 就泡在這個圈子裡。
他是 Giving What We Can Pledge 的第 43 位簽署者，承諾捐出至少 10% 的收入，他早在 2007 或 2008 年就成了 GiveWell 的粉絲。
他與兩個人住在同一棟合租屋裡：一個叫 Holden Karnofsky，是 GiveWell 和 Open Philanthropy 的聯合創始人，也是 EA 運動最具影響力的資金分配者之一；另一個叫 Paul Christiano，是 AI 對齊領域的核心研究者。當時 Dario 和 Paul 同時擔任 Open Philanthropy 的技術顧問。
後來，Karnofsky 娶了 Dario 的姐姐 Daniela。訂婚後，這對夫婦曾一度與 Dario 住在一起。2025 年 1 月，Karnofsky 悄悄以「技術員工」的身份加入 Anthropic，負責安全策略。當 Fortune 的記者發現這件事時，Anthropic 甚至尚未對外宣布這項任命。
這是一個親密的社交網絡。
Anthropic 的早期員工 Amanda Askell 是 EA 運動發起人之一 William MacAskill 的前妻。她是 GWWC 的第 67 位簽署者，博士論文探討的是 EA 哲學中的核心議題：如何在倫理學中處理無窮大。
Anthropic 最重要的治理機構「長期利益信託」（Long-Term Benefit Trust）理論上擁有對公司的重大控制權，其四位成員中三位直接來自 EA 系統：GiveWell 前常務董事 Neil Buddy Shah、有效利他主義中心 CEO Zach Robinson、GiveWell 長期受資助方 Evidence Action 的 CEO Kanika Bahl。
EA 運動歷史上最大的三個金主全部是 Anthropic 的早期投資者，Facebook 聯合創始人 Dustin Moskovitz、Skype 聯合創始人 Jaan Tallinn，還有 Sam Bankman-Fried。
這就是 SBF 能找到 Anthropic 的真實路徑，不是什麼天才投資眼光，不是對 AI 賽道的超前判斷，就是一個圈子內部的資金循環：EA 的錢流向 EA 的項目，解決 EA 定義的問題。
SBF 崇信 EA 中更激進的一支——「賺錢捐錢」（earning to give）。他從華爾街量化機構 Jane Street 辭職投身加密貨幣，公開宣稱其目的並非個人財富，而是「利他主義」：先賺取盡可能多的錢，再將資金投入能產生最大正面影響的領域。而 Anthropic 的使命——「安全地開發強大的 AI」——幾乎就是 EA 對 AI 存在性風險的標準解方。
2021 年 5 月，Jaan Tallinn 領投了 Anthropic 的 A 輪，1.24 億美元，Moskovitz 跟投。2022 年 4 月，SBF 接棒領投 B 輪，一氣呵成開出 5 億美元的支票，在總融資額 5.8 億美元中佔據 86%。同輪跟投者包括 Caroline Ellison、Nishad Singh 及 Jane Street 的 James McClave。
這個跟投名單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Caroline Ellison 是 Alameda 的 CEO，Nishad Singh 是 FTX 的工程總監，Jane Street 是 SBF 的前東家。
這 5.8 億的 B 輪，實際上幾乎完全來自 SBF 及其周圍控制的資金池。
紅旗與妥協
Dario Amodei 不蠢。
他後來在一次深度訪談中回憶這件事時表示，SBF 當時看起來是一個「對 AI 看多、又關心安全的人」，與 Anthropic 的方向非常契合，但接著 Dario 說了一句關鍵的話：他察覺到了「足夠多的紅旗」。
所以他做了一個決定：拿錢，但在治理結構上做隔離。SBF 得到的是無投票權股份，被排除在董事會之外。Dario 後來評價 SBF 的行為「比我想象的極端和惡劣得多得多得多」，三個「much more」疊在一起。
這個決定日後被證明極其聰明。但也留下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危險信號已經多到需要在治理結構上做隔離，為何還是拿了？
You could say that the AI funding environ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2022 was nowhere near as hot as today, and Anthropic needed substantial funds to build computing power; an investor willing to put forward $500 million in one go, regardless of how many “red flags” he had, was hard to find.
但還有一層更微妙的原因：在 EA 圈子的運轉邏輯裡，資金來源的「清潔度」從來不是優先考量。重要的是資金的「有效性」，它能不能幫你做更多的事。SBF 的整個財富敘事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賺錢是手段，行善是目的，所以賺錢的方式可以不那麼講究，只要最終產出的「善」足夠大。
這套邏輯在 SBF 手中走向了犯罪的極端，但在他投資 Anthropic 的那一刻，它看起來仍只是一個激進但不違法的哲學選擇。
崩塌之後：一場黑色喜劇
後面的故事，加密圈的人都知道了。
2022 年 11 月，CoinDesk 揭露 Alameda 的資產負債表，趙長鵬宣佈拋售 FTT，擠兌潮席捲 FTX，九天之內帝國崩塌。SBF 被捕、引渡、審判，2024 年 3 月被判 25 年。Anthropic 的那 8% 股權，連同所有資產一起，被凍結在破產清算程序中。
審判中有一個被法庭排除的插曲值得一提。
SBF 的辯護律師試圖將對 Anthropic 的投資作為「遠見」的證據，「看，他不僅僅是揮霍，還做出了讓估值翻了數倍的投資決策」。
檢察官 Damian Williams 的回應非常堅決：這些投資是否盈利，與詐騙罪名完全無關。你偷了別人的錢去投資，賺了也還是偷。法官採納了檢方意見，Anthropic 的名字被排除在審判之外。
檢方還補了一刀：FTX 自己不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嗎？2021 年估值 180 億，2022 年估值 320 億，今天一文不值。
接下來是清算拍賣。
2024 年 3 月，8.84 億美元估值的第一輪。
最大買家阿布扎比主權基金 Mubadala 投入 5 億美元，恰好等於 SBF 當年投入的數字。第二大買家是 Jane Street，SBF 和 Caroline Ellison 的老東家，Jane Street 的量化研究主管 Craig Falls 甚至個人掏了 2000 萬參與。SBF 在 MIT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在 Jane Street 做交易員，現在這家老東家花錢買回了前員工用贓款買下的股份。
兩輪共回收 13.4 億。這筆錢流入 FTX 的債權人賠付池，成為受災用戶拿回存款的重要資金來源。
如果清算團隊沒有賣出呢？
在 2026 年 2 月，Anthropic 完成了 G 輪 300 億美元融資，投後估值達 3800 億美元。若不考慮稀釋，那 8% 理論上從 13.4 億變成了 300 億。清算團隊當然沒有這樣選擇，他們的職責是盡快變現以償還債權人，但這個數字差距——13.4 億 vs 潛在的超過 300 億——是理解這個故事為何至今仍被討論的關鍵。
這是 FTX 破產案中最大的一筆遺憾。
EA 的集體遺忘
Anthropic 的規模與影響力如今已無需多言，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家公司正系統性地與 EA 運動保持距離。
它的七位聯合創始人皆承諾捐出 80% 的個人財富，按當前估值計算，僅這七位創始人的捐贈承諾就價值約 380 億美元。近 30 名 Anthropic 員工報名參加了舊金山的 EA 會議，是 OpenAI、Google DeepMind、xAI 和 Meta 超級智能實驗室加起來的兩倍多。
但 Daniela Amodei 在 Wired 的採訪中表示：「我不是有效利他主義方面的專家。我不認同那個術語。我的印象是，那是一個有點過時的說法。」說這話的人，其丈夫是 EA 運動最具影響力的資金分配者之一，剛剛加入了她的公司。
在 SBF 案件之後，這種「拿 EA 的錢、用 EA 的人、住 EA 的合租屋，卻不承認是 EA」的態度變得可以理解。FTX 的崩塌使 EA 運動的聲譽跌至谷底。Anthropic 需要與這個標籤保持距離，正如任何聰明的公司在品牌出現負面關聯時都會做出切割。
但事實就在那裡：Anthropic 的創立邏輯源自 EA 圈子關於 AI 存在性風險的核心論述；它的早期融資幾乎完全來自 EA 網絡中的資金；它的治理結構由 EA 系統中的人員把持。
監獄裡的平行宇宙
Sam Bankman-Fried 現在在聯邦監獄。最早 2049 年出獄。到那時他 57 歲。
在他服刑期間，那家他用贓款投資的 AI 公司估值已突破 3800 億美元，正與五角大廈就 AI 武器化問題展開一場舉世矚目的博弈，其創始人成為《紐約時報》和國會山的常客。如果一切合法，那筆 5 億美元的賭注足以讓 SBF 成為這個時代回報最高的風險投資人之一。
SBF 的「賺錢捐錢」與 Anthropic 的「安全發展 AI」，共享同一個底層操作系統，為了足夠大的善果，可以承受不尋常的手段和風險。
SBF 將這個邏輯推過了犯罪的邊界，Anthropic 在這條線的安全一側運營，但它的核心主張——「我們必須自己建造最強大的 AI，才能確保 AI 的安全」——本身就是一種宏大到近乎自證的賭注。
They grow in the same soil.
在那片土壤中，Dario 和 SBF 曾參加同樣的聚會，信奉同樣的哲學，住在同一個社交網絡的不同節點上。一個走向了 3800 億美元估值的 AI 帝國，另一個走進了聯邦監獄。
而連接他們的那張 5 億美元支票，至今仍是 Anthropic 歷史上最詭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