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Zen，PANews
韓國加密行業正進入一場罕見的正面監管衝突。
過去幾年，韓國金融情報分析院（FIU）一直是韓國加密貨幣交易所最重要的反洗錢監管機構。針對未申報海外 VASP、客戶確認義務（KYC/CDD）、旅行規則和可疑交易報告（STR），FIU 已對多家頭部交易所連續開出重罰，監管姿態明顯趨嚴。
但近段時間，交易所一方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處罰，而是開始透過法院訴訟、行業協會意見書等方式，系統性挑戰 FIU 的處分依據和規則設計。
FIU 重罰之後，法院連踩剎車
交易所與監管部門的第一條戰線，發生在法院。
今年4月初，首爾行政法院在一審中判決Upbit運營公司Dunamu勝訴，撤銷金融情報單位（FIU）對其作出的部分營業停止處分。FIU此前指控Dunamu在2022年8月至2024年8月期間，涉及後來被確認與未申報VASP相關的100萬韓元以下出金交易，並據此作出3個月部分營業停止及高額罰款等處罰。
法院並未否認交易所存在反洗錢義務，但認為 FIU 對違規標準和營業停止依據的說明不夠明確。法院認為，對於 100 萬韓元以下的交易，當時的監管標準和具體操作指引並未充分明確。而在 Dunamu 已採取一定阻斷和監控措施的情況下，難以直接認定其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
也就是說，法院在審查中關切的不僅是交易所的 AML 優務本身，更強調 FIU 以何種標準來支持重處分。這對 FIU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司法信號，表明監管機構若要使用「營業停止」這種重處罰，就必須證明交易所在明確規則之下仍然明顯違反義務，而不能用事後結果倒推交易所有重大過失。
不過，FIU 對上述法院判決表示不滿，最近已就 Dunamu 相關案件提出上訴。
除了 Upbit 外，Bithumb 案件也已呈現類似走向。FIU 今年 3 月對 Bithumb 作出 6 個月部分營業停止及 368 億韓元罰款處分，理由包括與海外未申報 VASP 交易、客戶確認義務履行不足等，被視為監管機構的另一起最高強度處罰。
但於 4 月 30 日，首爾行政法院亦接納了 Bithumb 的執行停止申請，決定在本案判決作出前的 30 日內，暫停 FIU 部分營業停止處分的效力。法院指出，若處分繼續執行，Bithumb 在本案審理期間可能已承受部分或全部營業停止的影響，即使後續處分被撤銷，新增客戶受限、聲譽受損等負面影響也難以完全恢復。
在對簿公堂之後，FIU 對交易所的執法邏輯在司法中遭遇了交易所的連續反擊。對 FIU 而言，過去依賴行政處分推動行業合規的方式，正面臨更高的程序與證明要求。
行業自律組織 DAXA 抗議「毒丸條款」
除了在司法層面積極維護交易平台權益外，韓國交易所也在立法與行政規則層面直接開啟了「第二條戰線」。
韓國金融當局正在推進《特定金融資訊法》相關修訂，意圖進一步強化加密資產轉移、客戶確認、旅行規則和可疑交易報告機制。而其中一項「1000 萬韓元以上的加密資產轉移，可能被一律納入 STR（可疑交易報告）報告範圍」的規定，引發了加密行業強烈反彈。
韓國五大加密貨幣交易所自律組織 DAXA 最先指出，此項「毒丸條款」存在 STR 標準可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問題。根據現行特金法，STR 的邏輯是金融機構在有合理根據懷疑交易涉及非法財產、洗錢等情形時進行報告。但修訂案被業界理解為，只要加密資產轉移金額達到 1000 萬韓元（約 6800 美元）以上，就須向 FIU 報告。DAXA 認為，這等同於在下位法層面以金額標準創設新的報告義務，超出上位法授權範圍。
在作出原則性立場的同時，DAXA 也對該法律對交易所造成的衝擊進行了模擬計算。根據 DAXA 的模擬，若該規則得以執行，韓國五大韓元交易所的年度 STR 數量將從現有的約 6.3 萬件暴增至約 544.5 萬件，增加約 85 倍，而龐大的增量可能使正常的 AML 監控體系實際上陷入癱瘓。
而這些數字的背后，觸及了 STR 制度的本質。STR 的價值原本在於「可疑性篩查」：交易所透過客戶身份、資金來源、交易路徑、鏈上地址風險、行為模式等因素識別異常交易，再向 FIU 報告。然而，如果大量正常的大額轉賬僅因金額觸線就被納入 STR，報告系統會被海量低品質信號淹沒，FIU 處理真正高風險交易的能力反而可能下降。
這也是業界所謂「監管過度反而削弱 AML 效率」的核心論點。DAXA 也並未反對 AML 強化本身，而是認為，監管應保留風險基礎方法（risk-based approach），而不是把「可疑交易報告」一刀切，簡化成超過一定金額就進行報告。
韓國加密監管的「立法不足」與「執法過密」
韓國的加密監管長期存在一個結構性矛盾。一方面，韓國是全球最活躍的加密交易市場之一，散戶交易活躍、交易所集中度高、韓元市場影響力突出；另一方面，其數字資產基本法以及穩定幣、交易所、發行人等綜合監管框架尚未完全成熟，許多監管行動主要依賴特金法、AML 體系和 FIU 執法推進。
這種模式在早期具有現實合理性。加密行業風險高，詐騙、跨境洗錢、未申報海外平台、匿名鏈上轉移等問題確實需要強監管介入。FIU 通過 AML 優義務將交易所納入監管，是韓國建立加密市場秩序的重要一步。
過去，韓國加密交易所面對 FIU 處罰時，多在行政程序中進行解釋、申辯和整改。現在，業界正將爭議推向法院和立法意見程序。這意味著韓國加密監管正進入一個新階段：監管機構不再只是制定規則和執行處罰的一方，其規則解釋、處分依據及程序正當性，也將由交易所、行業協會和法院共同審視。
從更深層次來看，韓國頭部交易所對監管機構的反抗與衝擊，是一場關於監管範式的再校準。這場衝突最終要解決的，是監管如何更具可持續性。
在短期內，FIU 與交易所之間的拉鋸可能會繼續升級。Dunamu 案件已提出上訴，Bithumb 的本案訴訟尚未終結，特金法修訂也仍存在調整空間。而長期來看，這場衝突可能反而有助於韓國形成更成熟的加密監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