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中國人民銀行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數字人民幣管理服務體系和相關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行動方案》,標誌著數字人民幣正式由「數字現金1.0」時代邁入「數字存款貨幣2.0」時代。
其核心變化在於,自2026年1月1日起,數字人民幣錢包餘額將開始計付利息,其法律屬性亦由中央銀行的直接負債,轉變為具備商業銀行負債法定貨幣的屬性。
全球CBDC的共同困難與數字人民幣的突破
全球逾130個貨幣當局進行探索數碼貨幣(CBDC)其做法普遍陷入了一個難以調和的悖論:如何在推出數字貨幣的同時,防止其動搖傳統銀行體系的根基?其根源在於對金融脫媒的警惕——擔憂央行直接向公眾提供安全便捷的數字法定貨幣,會導致商業銀行存款流失,衝擊信貸創造功能。
因此,無論是歐洲央行對數字歐元設置持有上限的討論,還是日本央行明確的警示,其底層邏輯均是防禦性的。它們通過將零售CBDC嚴格限制為不計息的數字現金(M0),以降低其對銀行存款的吸引力,從而確保金融穩定。但這往往導致CBDC因缺乏用戶與銀行端的動力而推廣困難,陷入功能與目標背離的困境。
在這個基礎上,數字人民幣將成為全球首個對普通用戶錢包餘額支付利息的CBDC。數字人民幣2.0通過制度創新重構了貨幣債權關係,從而試圖在銀行體系內化解風險並創造新動能。其與全球其他零售CBDC的差別在於:

該模式將數字人民幣從可能衝擊銀行的「體外循環」工具,轉化為深度融入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體內血液」。
商業銀行對數字人民幣存款擁有管理權及收益權,其推廣動機由「被動履責」轉向「主動營運」,形成可持續的市場化推廣機制。同時,明確的存款保障制度消除了用戶端的信用疑慮。
這不僅解決了激勵問題,更意味著數字人民幣正式納入傳統的貨幣創造與調控框架,為人民銀行提供了可直接作用的全新政策變數(數字人民幣利率),其交易可追溯性亦為落實精準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創造了條件。
定義新形態:CDBC 與代幣化存款的「混合」
數字人民幣2.0因其計息及銀行營運的特徵,與商業銀行推動的代幣化存款有某種相似之處。後者是銀行存款在區塊鏈上的數字憑證(例如摩根大通的JPM Coin),旨在提升機構之間結算效率。但這種相似性只是表面,兩者在信用基礎與戰略層面上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數字人民幣2.0實際上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混合形式:它吸收了代幣化存款的效率外觀,但核心卻是完整的國家主權貨幣信用。

這一分辨至關重要。代幣化存款的信用與其發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深度綑綁,其本質是優化現有金融中介效率的工具。而數字人民幣2.0的信用基石依舊是國家主權,其目標是構建支撐未來數字經濟的基礎性金融設施。
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的報告亦指出,這種由國家信用支持、具備可編程特性的數字貨幣,為構建「區塊鏈+數字資產」的雙平台模式提供了核心支點。
因此,數字人民幣2.0的升級,遠不止於支付工具的演進,更是為即將到來的大規模資產代幣化時代,預先鋪設了一條具備最高信用等級的「結算軌道」。
發行附息數字人民幣對香港數字金融生態的推動作用
數字人民幣的戰略升維,其影響在香港這個地緣與制度獨特的地方最為直接和深遠。
計息這個關鍵變數,徹底改變了數碼人民幣在跨境及金融場景中的性質,使其由「支付渠道」進化為「戰略資產」,從而在多個層面為香港建設「國際數字資產中心」提供實質性的推動。
首先,支付利息解決了跨境資金滯留的動力問題,直接強化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功能。
在以多邊央行數碼貨幣橋(mBridge)為基礎的跨境支付網絡中,不計息的數碼貨幣僅作為流轉媒介,企業有動力迅速結算以減少資金佔用成本。一旦計息後,數碼人民幣便具備與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競爭的特質。跨國企業財資中心可將其作為產生利息的流動性管理工具,並更長時間地留在香港的合規體系內。
現時mBridge交易中數字人民幣佔比已超過95%,發放利息的政策有望將這一流量優勢轉化為存量優勢,有助於擴大和深化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鞏固其樞紐地位。
其次,支付利息增強了數字人民幣作為香港代幣化資產發行及結算貨幣的信用吸引力。
香港正積極推動債券等資產的代幣化。在這類貨銀兩訖(DvP)結算中,結算貨幣的信用等級直接影響產品的風險定價與市場接受程度。具有國家信用擔保的數字人民幣,其信用等級遠高於任何單一銀行的代幣化存款。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Ensemble項目已探討代幣化存款的互操作性,而數字人民幣2.0可作為更高層級的結算資產接入該生態系統。利用數字人民幣的可編程特性,可以自動化執行債券的派息流程或貿易融資條件,極大提升效率並降低操作風險。
這為香港發行代幣化政府綠色債券等高階產品,提供了一個潛在的、更優秀的底層金融基建選擇。
第三,支付利息激活了數字人民幣周圍的金融服務創新空間,為香港金融科技帶來協同機會。
當數字人民幣成為銀行可經營及可產生利息的負債時,圍繞它的存款、理財、融資及智能合約管理服務將隨之出現。
香港擁有與國際接軌的普通法體系和活躍的金融市場,是測試這類創新服務的理想「沙盒」。例如,可開發連接數字人民幣錢包與虛擬資產平台的合規網關,或設計基於其計息特性的結構化理財產品。
這種創新協同效應,將使香港在數字金融的產品設計與規則制定上佔得先機。
第四,支付利息深化了數字人民幣與香港「數碼港元」的差異化協同戰略。
香港明確優先發展批發型「數碼港元」,專注於金融機構之間的大額交易及資本市場應用。而可計息的數字人民幣2.0,則可重點服務與內地實體經濟緊密相連的跨境零售支付、貿易結算及相關衍生金融服務。
兩者並非互相取代,而是形成清晰的互補格局:數碼港元優化本地批發金融效率,數字人民幣則深化跨境經濟聯繫。這種協同效應,使香港能同時鞏固本地金融基建與跨境橋樑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