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4日,一項旨在為美國加密貨幣市場立規的法案——《CLARITY法案》,即將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進行關鍵投票。就在這個行業即將取得突破的前夕,Coinbase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布萊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宣布,公司將完全撤回對這項法案的支持,理由是「一項糟糕的法案比沒有法案更糟糕」。
消息一出,立即在業界引起震撼。但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幾乎所有業內其他重量級玩家都站在 Coinbase 的對立面。
風險投資巨頭 a16z 的合夥人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認為「現在是向前推進的時機」;支付巨頭 Ripple 的行政總裁布拉德·加林豪斯(Brad Garlinghouse)表示「明確勝過混亂」;競爭對手交易所 Kraken 的聯席行政總裁阿爾瓊·塞西(Arjun Sethi)更直言「這是一場政治決心的考驗」;連一向以捍衞去中心化原則著稱的非牟利組織 Coin Center 也表示,該法案「在開發者保護方面基本上正確」。
一方是行業中無可爭議的領軍人物,另一方則是曾經與領軍人物密切合作的重要盟友。這已不再是加密貨幣行業對抗華盛頓監管機構的俗套故事,而是一場在行業內部爆發的內戰。
被孤立的 Coinbase
Coinbase 為什麼被其他人孤立了?
答案很簡單,因為幾乎所有其他主要參與者都根據各自的商業利益和生存哲學,認為這部並不完美的法案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首先是以 16z。作為矽谷最負盛名的加密投資機構,a16z 的投資組合幾乎涵蓋了加密領域的所有範疇。對他們而言,最致命的並不是某項具體條款的嚴苛,而是持續的監管不確定性。
一個明確的法律框架,即使存在瑕疵,也能為他們投資的整個生態系統提供成長土壤。克裏斯·迪克森的立場代表了投資者的共識,在他們眼中,監管的確定性比完美的法案更重要。
其次是交易所 Kraken。作為 Coinbase 最直接的競爭對手之一,Kraken 正在積極籌備上市。
來自國會的監管認可,將極大提升其在公開市場的估值。相比之下,法案中對穩定幣收益的限制對 Kraken 的財務影響遠遠小於 Coinbase。以可控的短期業務損失,換取上市的長期巨大利益,對 Kraken 來說是無需考慮的選擇。
再看看支付巨頭Ripple。其行政總裁布拉德·加林豪斯僅用六個字總結立場:「清晰勝過混亂」(clarity beats chaos)。這背後是Ripple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持續數年、耗資數億美元的法律糾紛。
對一家被監管折磨得筋疲力盡的公司來說,任何形式的和解都是勝利。即使法案並不完美,也遠勝於在法庭上無休止地消耗。
最後是倡導組織 Coin Center。作為一個非牟利機構,他們的立場最不受商業利益所驅動。他們多年來的核心訴求是確保軟件開發者不會被錯誤地歸類為「貨幣傳輸者」而受到過度監管。
這項法案完整納入了他們倡導的《區塊鏈監管確定性法案》(BRCA),從法律上保護了開發者。核心目標達成,其他細節便可以妥協。他們的支持代表了業界「原教旨主義者」的認可。
當風險投資、交易所、支付公司、倡導組織都站在同一邊時,Coinbase 的立場就顯得格外刺眼。
問題來了,如果整個行業都看到了前路,Coinbase 究竟看到了什麼,以致於不惜引發行業分裂,也要阻止這一切?
商業模式決定立場
答案藏在 Coinbase 的財務報表中,這是一個價值 14 億美元的漏洞。
要理解阿姆斯特朗掀桌子的行為,必須先理解 Coinbase 的生存焦慮。長久以來,Coinbase 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加密貨幣的交易手續費。
這種模式的脆弱性在加密貨幣寒冬中暴露無遺,牛市時賺得盆滿缽滿,熊市時則收入驟減,甚至出現季度虧損。公司必須尋找新的、更穩定的收入來源。

穩定幣收益,就是 Coinbase 找到的第二增長曲線。
其商業模式並不複雜,用戶在 Coinbase 平台上持有與美元 1:1 挂鉤的穩定幣 USDC,Coinbase 則會透過 DeFi 協議(如 Morpho)將這些閒置資金借出,賺取利息,再將部分收益以獎勵形式回饋用戶。根據 Coinbase 官網的數據,一般用戶可獲得 3.5% 的年化回報,而付費用戶的收益率則可達 4.5%。
根據 Coinbase 發佈的 2025 年第三季度財報,其「利息及融資收入」高達 3.55 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穩定幣業務。由此推算,該業務在 2025 年為 Coinbase 帶來約 14 億美元的收入,佔其總收入的比例越來越高。在交易量低迷的熊市中,這筆穩定且可觀的現金流就是 Coinbase 的救命繩。
而 CLARITY 法案中新增的一項條款,準確打中了 Coinbase 的要害。該條款規定,穩定幣發行方或其關聯方,不得為用戶的「靜態持有」(Static Holdings)支付收益,但允許為「活動和交易」(Activities and Transactions)支付收益。
這意味著用戶僅僅將 USDC 存入 Coinbase 帳戶以賺取利息的行為將被禁止。這對 Coinbase 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如果法案通過,這 14 億美元的收入可能會大幅減少,甚至歸零。
除此之外,阿姆斯特朗在社交媒體上列出的種種問題更像是市場結構層面的爭奪:草案會間接阻礙代幣化股票/證券的發展路徑,為 DeFi 設下更難跨越的門檻,使監管機構更容易接觸用戶的金融數據,同時削弱 CFTC 在現貨市場上的角色。
穩定幣收益禁令只是其中最直接、也最能立即傷及 Coinbase 的一刀。
利益不同,選擇自然不同。
Kraken 的穩定幣業務規模遠遠小於 Coinbase,可以以短期損失換取 IPO 的長期價值;Ripple 的核心是支付,監管明確性高於一切;a16z 的棋盤是整個生態,單個項目的得失無損大局。Coinbase 看到的是懸崖,而其他公司看到的是橋樑。
然而,這場博弈還有第三方:傳統銀行業。
美國銀行家協會(ABA)和銀行政策研究所(BPI)認為,允許穩定幣支付收益,將導致數萬億美元的存款從傳統銀行體系流失,對數以萬計的社區銀行構成生存威脅。
早在 2025 年 7 月,穩定幣天才法案已經通過,其中明確允許穩定幣的「第三方及關聯方」支付收益,為 Coinbase 的模式留下法律空間。但在那之後的 7 個月內,銀行業展開強大遊說行動,最終成功在 CLARITY 法案中加入「靜態持有」禁令。
銀行並不怕 3.5% 的回報率,而是失去存款定價權。當用戶可以自由選擇將資金存放在銀行或加密貨幣平台時,銀行數十年來的低息壟斷局面便告終結,這才是衝突的本質。
那麼,面對如此複雜的利益角力,為什麼只有阿姆斯特朗選擇了最果斷的方式?
兩種生存哲學
這不僅僅是商業利益的衝突,更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學的碰撞。一種是矽谷式的理想主義與不妥協,另一種是華盛頓式的實用主義與漸進改良。
Brian Armstrong 所代表的是前者。他並非第一次與監管機構公開對抗,早在 2023 年,當 SEC 起訴 Coinbase 非法經營證券交易所時,Armstrong 就公開批評 SEC「立場不一致」,並透露 Coinbase 曾與監管機構進行了 30 多次會議,反覆請求明確的規則卻始終得不到回應。
他的立場始終如一:支持監管,但堅決反對「糟糕的監管」。在他看來,接受一部有根本性缺陷的法案,比暫時沒有法案更危險。因為法律一旦制定,未來再想修改將難於登天。為了短期確定性而接受一部扼殺核心商業模式的法案,無異於飲鴆止渴。
阿姆斯特朗的邏輯是,現在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對抗,雖然痛苦,但保留了為未來爭取更好規則的可能性。如果現在妥協,就等於永久性地放棄了穩定幣收益這塊陣地。在這場關係公司未來的戰爭中,妥協就是投降。
而加密貨幣行業的其他領袖,則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務實哲學。他們深諳華盛頓的遊戲規則,明白立法定是妥協的藝術,完美是優秀的敵人。
Kraken 的行政總裁塞西認為,重要的是先建立一個法律框架,讓行業擁有合法的社會地位,然後再通過持續的遊說和參與,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它。先求生存,再求發展。
Ripple 的行政總裁 Garlinghouse 更是將確定性置於一切之上。多年的訴訟令他明白,在法律的泥沼中掙扎,對公司而言是巨大的消耗。一個不完美的和平,遠勝於一場完美的戰爭。
a16z 的迪克森則從全球競爭的戰略高度出發,認為如果美國因內部爭吵而延誤立法,只會將全球金融創新的中心地位拱手讓給新加坡、迪拜或香港。
阿姆斯特朗仍然用矽谷的方式在華盛頓作戰,而其他人已經學會了華盛頓的語言。
一種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原則堅守,另一種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現實考量。哪一種更高明?在時間給我們答案之前,沒有人能下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種選擇都帶著沉重的代價。
內戰的代價
這場由 Coinbase 引發的內戰,真正的代價是什麼?
首先,它導致加密行業在政治上出現分裂。
根據 Politico 報導,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蒂姆·斯科特(Tim Scott)決定押後投票,是在 Coinbase 突然轉軚,以及法案在兩黨議員中支持票數尚未明朗的情況下作出的。Coinbase 的舉動雖然不是唯一原因,但無疑是將整個努力推向混亂的關鍵因素。
如果該法案最終因此胎死腹中,其他公司或會將部分責任歸咎於 Coinbase,認為它為了自身利益,影響了整個行業的進程。
更嚴重的是,這場公開的內訌,極大地削弱了加密行業在華盛頓的集體議價能力。
當立法者發現業界內部都無法形成一致的聲音時,他們會感到困惑和沮喪。一個分裂的行業,在強大的傳統金融遊說集團面前,將不堪一擊。
其次,它暴露了數碼時代監管的困境。
CLARITY 法案試圖在鼓勵創新與防範風險之間走鋼絲,但這個平衡點幾乎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對 Coinbase 來說,法案管得太死;對傳統銀行來說,法案放得太鬆;對其他加密公司來說,法案或許剛剛好。
監管的困境在於,它試圖為永不知足的欲望劃定界線。每一次規則的落實,都只是下一次博弈的開始。
但最重要的代價,在於這場內戰動搖了加密貨幣行業的根基。
加密貨幣行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業?是一場關於去中心化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實驗,還是一門關於資產增值與財富創造的生意?是對現有金融體系的革命,還是對其的補充與改良?
阿姆斯特朗的堅決,與業界其他人的妥協,共同勾勒出這個行業現時的真實面貌:一個在理想與現實、革命與商業之間不斷搖擺的矛盾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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